言论自由，五四：民主、科学；救赎国家、救赎民族、救赎自我；救赎，自兹而始，终点仍未到达……
以下内容转自 “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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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发生于1919年的5月 4日，是一场发生于中国北京、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学生运动，以及包括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广泛参与的一次示威游行、请愿、罢课、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形式的爱国运动。事件起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完结后举行的巴黎和会中，列强肆意践踏中国主权，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即山东问题。就此，当时中国的北洋政府未能捍卫国家利益，在列强面前显得软弱，使国人异常不满，从而上街游行表达不满。当时最著名的口号之一是 “外抗强权（对抗日本侵权），内除国贼（惩除媚日官员）”。
广义的五四运动则是指自1915年中日签订《二十一条》至1926北伐战争之间，中国知识界和青年学生反思中国传统文化，追随“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探索强国之路的思想文化运动。
新思想的传播与社团的发展
西方思想在晚清尤其甲午战争之后大量传入中国并影响年轻一族，而在民国初年这种影响随着《新青年》等刊物的发展以及白话文运动的推展，自由、反抗传统权威等思想，影响了学生以及一般市民。
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人权、自由等大旗，从思想、政治、文化领域激发和影响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青年的爱国救国热情，从根本上为五四运动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智力来源。
社团组织在民国的发展，包括少年中国学会、工学会、新民学会、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工读互助团等等，为五四运动在全国的开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北京大学为首的高等教育发展
中国的教育制度在清末的新政中，学习西方及日本学制而改革。到了民初，高等教育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北京大学，在校长蔡元培的领导下，引进了开放的学风，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方针，李大钊、陈独秀、章士钊、胡适、辜鸿铭（英国文学）、刘师培、鲁迅（周树人，教中国小说史）、钱玄同（教音韵学）、吴梅（教戏曲史）、刘半农（教新文学）等被聘请于北大任教，同时培养学生独立自主开放进步的思想和精神，这种思想和精神成为五四运动的重要动力。
民初以来的反日以及国耻情绪
1914年8 月23日，日本对德国宣战，经70多日激战，于11月7日全部占领德国租借地胶州湾。1915年1 月，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北洋政府在5月9日，接纳了其中大多数的要求，这原本日方要求保密的协定，为新闻界所得知，并发布该协定，激起了民族主义的情绪，使中国知识分子及民众对于日本以及“卖国”的政府强烈的不满，被认为这是国耻，同时也引发了不少反日的活动，这种情绪在五四运动中进一步发展而发挥作用。
1917年8 月14日，北京政府向德国宣战，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1918年初，日本向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提供了大量贷款，并协助组建和装备一支中国参战军,其贷款还被用于安福国会庞大的贿选开支。同年9月，北京政府与日本交换了关于向日本借款的公文，作为借款的交换条件之一，又交换了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其主要内容为： 1、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国军队，除济南留一部队外，全部均调集于青岛。2、关于胶济铁路沿线的警备：日军撤走，由日本人指挥的巡警队代替。 3、胶济铁路将由中日两国合办经营。 北京政府在换文中，对日本的提议“欣然同意”。驻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亲递换文，后被北京学生痛殴。在中国对德宣战，与日本同为战胜国，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没有收回，反而被日本扩大了，这一换文成为巴黎和会上日本强占山东的借口。
一次大战期间工商阶层的发展
清末以来，中国的工商业虽有所发展，但在西方产品的输入情形下，中国本土工商业的发展仍然有限，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使欧洲各国产业无力东顾，中国的工商业获得很大的发展，参与工商业的人口持续增加，民族工业，尤其是轻工业得以巨大发展，城市中的工商阶层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也更显重要，在五四运动中，他们成为声援爱国学生的主要力量。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巴黎和会不顾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此消息传到中国后，北京学生群情激愤，学生、工商业者、教育界和许多爱国团体纷纷通电，斥责日本的无礼行径，并且要求中国政府坚持国家主权。在这种情况下，和会代表提交了关于山东问题的说帖，要求归还中国在山东的德租界和胶济铁路主权，以及要求废除《二十一条》等合法条件。但结果，英、美、法、日、意等国不顾中国民众呼声，在4 月30日终于签订《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仍然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送日本[参 1]。在巴黎和会中，中国政府的外交失败，直接引发了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从而引发了五四运动。
5月 1日，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获悉和会拒绝中国要求的消息。当天，学生代表就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
5月 3日晚，北京大学学生举行大会，高师、法政专门、高等工业等学校也有代表参加。学生代表发言，情绪激昂，号召大家奋起救国。最后定出四条办法，其中就有第二日齐集天安门示威的计划。这四条办法是：（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三）通电各省于5月7日国耻纪念举行游行示威运动；（四）定于5月4日（星期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之大示威。
5月4日，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他们打出“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并且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学生游行队伍移至曹宅，痛打了章宗祥，并火烧曹宅，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随后，军警给予镇压，并逮捕了学生代表32人。[参 2]
被学生烧掉的赵家楼
学生游行活动受到广泛关注，各界人士给予关注和支持，抗议逮捕学生，北京军阀政府颁布严禁抗议公告，大总统徐世昌下令镇压。但是，学生团体和社会团体纷纷支持。11日，上海成立学生联合会。14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和工人也给予支持。5月19日，北京各校学生同时宣告罢课，并向各省的省议会、教育会、工会、商会、农会、学校、报馆发出罢课宣言。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学生，在北京各校学生罢课以后，先后宣告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
6月，由于学生影响不断扩大，《五七日刊》和学生组织宣传，学生抗议不断遭到镇压。3日，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被军警逮捕170多人。学校附近驻扎著大批军警，戒备森严。4日，逮捕学生800余人，此间引发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6月5日，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以响应学生。上海日商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和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全体罢工，参加罢工的有两万人以上。6日、7日、9 日，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也相继罢工，总数前后约有六、七万人。上海工人罢工波及各地，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
6日，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反对开课、开市，并且联合其他地区，告知上海罢工主张。通过上海的三罢运动，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6月11日，陈独秀、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因此被捕。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通电，抗议政府的这一暴行。面对强大社会舆论压力，曹、陆、章相继被免职，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6月12日以后，工人相继复工，学生停止罢课。6月28日，中国代表没有在和约上签字。
1921年召开华盛顿会议期间。1922年2月 4日，中国和日本还在华盛顿签订了《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及其附约。条约规定，日本将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中国将该地全部开为商埠；原驻青岛、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的日军应立即撤退；青岛海关归还中国；胶济铁路及其支线归还中国等。附约中规定了对日本人和外国侨民的许多特殊权利，但是中国通过该条约收回了山东半岛主权和胶济铁路权益。
运动主要领导人、支持者
* 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民主维新人士。
* 林长民（1876-1925年），国民外交协会理事。
* 陈独秀（1879-1942），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 蔡元培（1868-1940），民主主义革命家和教育家，北京大学时任校长。
* 鲁迅（1881-1936）， 中国近现代思想家、革命家、作家。
* 胡适（1891—1962），中国近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五四时期的相关团体
北京
* 国民外交协会：1919年2月16日，由北京各界各团体联合组成的国民外交协会在熊希龄宅开成立大会，推举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蔡元培、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蕴宽十人为理事。21日，该会通电发表七点外交主张：“一、促进国际联盟之实行；二、撤废势力范围并订定实行方法；三、废弃一切不破土平等条约及以威迫利诱或秘密缔结之条约、合同及其他国际文件；四、定期撤去领事裁判权；五、力争关税自由；六、取消庚子赔款余额；七、收回租界地域，改为公共通商。”
* 少年中国学会：一些不满现状、主张社会改造的青年组成。根据马志尼在西方创造“少年意大利”创建。1918年6月30日发起，7月1日正式成立。发起人是王光祈、周太玄、李大钊、陈愚生、曾琦、雷宝菁、张梦九。王光祈是学会初期的主要负责人。学会存在达六年之久，先后入学会的有 120多人。总会设在北京，在南京和成都设有分会，国内许多省份都有它的会员。在国外，旅居法国的会员最多。刊物:《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和《星期日》。1925年五卅运动兴起后，学会分裂，无形解散，停止活动。
* 新潮社：《新潮》（英文名称是Renaissance，即“文艺复兴”之意）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 为口号，与当时的《新青年》杂志相呼应。它是北大学生组织的一个社团，主要发起人是傅斯年、罗家伦。该社1918年1 月19日开始成立，19年元旦创刊《新潮》月刊，1920年8 月15日正式改成学会。成立时会员21人，1919年底发展到37人。“五四”后不久，傅、罗先后出国留学，新潮社即停止活动。
*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北大学生组织的一个社会团，主要发起人是邓中夏、廖书仓等。1919年3月成立，1925年结束活动，会同曾发展到六七十人。
*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北京大学学生高崇焕、邓中夏等十九人发起。
* 民治主义同志会： 1922年春天，由北京大学九个学生发起的。这九个人是王汝(后改名昆仑)、傅汝霖、钟汝中(后改名天心)、陈兆彬(后改名君朴)、邹德高(明初)、陈铭德、谭克敏、袁世斌、姜绍谟等。
* 实践社： 发起人李寿雍、许孝炎、邓文(火军)等。除邓文于1926年同李大钊先生一同遇难外，其成员大部分均倾向于支持国民政府。
* 兴中学会： 发起人童冠贤、王次甫、王礼锡等。此派以不左不右自命，后来王次甫加入新政学系，童冠贤则在蒋战败时，“人弃我取”地当上了政府的立法院长。学会经费由商震供给。
* 国民会议促成会：1925年5月1日在北京成立。
上海
* 国民社：1918年5月，中国留学生因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罢学归国后，在上海成立了学生救国团。1918年10月20日在北京成立国民社，1919年1月创刊《国民》杂志。国民社得到蔡元培、李大钊等的支持，团结了许多具有爱国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会员近200 名。
天津
* 觉悟社：为打破天津男女学生的组织分开局面，1919年9 月16日创建。当时社员有21人，男女各半。其中包括周恩来、邓颖超、郭隆真、马骏、刘清扬、谌志笃等。这个组织比较严密，对外废除姓名，发展新社员必须有三名以上社员介绍，由全体社员讨论决定,他们用抓阄办法决定每人的代号，周恩来就是“伍豪”；邓颖超就是“逸豪”。1920年1月该社创刊《觉悟》，其中周恩来撰写《觉悟的宣言》等。后来周恩来、郭隆真等因领导学生运动被捕，觉悟社转地下。
广州
* 孙文主义大同盟： 1927年1 月26日广州成立，后改名孙文主义学会，因黄埔军校组织反共的孙文主义学会，又改为中山主义大同盟。 这个同盟是由八个青年发起的，即郭春涛、邓飞黄、李诚之、于振瀛、李世军、延国符、廖维藩、王炳钧，后来加入者有王立哉、范予遂、黄少谷(湖南人)等二百余人，后大部成员入汪精卫的改组派，并服务冯玉祥。
湖南
* 新民学会：共产党早期组织，1918年4 月14日成立时，1920年底 70余人。发起人毛泽东、蔡和森,包括李维汉、向警予、蔡畅、谢觉哉等。起初，“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1920年 5月，毛泽东在上海半淞园主持在沪会员会议，讨论确定学会的态度是“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７月，旅居法国的会员在蒙塔尔集会，议定学会方针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后，新民学会便逐渐停止了活动。
四川
* 诚学会： 是四川学生邹附初、陈铭德、郑献征等所组织，是企图插手四川政局的地方性组织。大部分是民治主义同志会会员，与四川军阀刘湘等有联系。
纪念活动
* 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念五四活动
o 纪念五四 五四纪念馆共青团中央
o 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专题 人民网南方网
o 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专题 中国共青团
* 中华民国纪念五四活动
o 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在五四运动时认为“五四运动期间推动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即使对于现今社会仍极具历史意义，形成数十年后知识份子的奋斗目标与社会改革方向。”“年轻学子不应被绝对真理或终极教条所左右，应培养自身独立判断思考与解决问题的实力，总统认为这象征著五四时代最重要的启蒙精神，相信这也将有助深化台湾民主经验的内涵，让我们的社会尊崇追求真实且不媚俗的精神。”“台湾以累积半世纪的民主经验，做出第二次的政党轮替，可以很自豪的说自己是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国家，也就是在五四所提倡的民主方面，交出第一张成绩单。总统认为这不只对台湾，对整个华人世界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参 4]
* 海外各界纪念五四
洛杉矶七团体纪念五四运动系列演讲
* 纪念五四大事
o 2005年 两岸四地大学生汇聚澳门 纪念“五四”运动
影响
五四运动从形式上是中国学生的爱国运动，但从整个社会背景社会发展来说，它的影响远远不止于此，除了波及中国思想文化，政治发展方向，社会经济潮流，教育，亦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重要的作用，同时它对现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亦有着不可低估之影响。
五四精神
五四的根本精神是什么，有不同看法。一种看法：科学，民主。 1949年后，中共阐述为：爱国，自救，科学，民主。
五四运动，其主力是学生和青年，他们的爱国精神、为真理和正义而战的精神、不畏强暴和黑暗政治精神值得任何时代的青年和学生学习。
思想文化
在1919年10月，总统举行秋定祭孔，同时组织了四存学会，以“昌明”“周公孔子之学”为宗旨，1921年更修订了《褒扬条例实施细则》，进一步强化封建礼教。梁启超和梁漱溟则高唱中国文化优越论，反对学习西方的文化，反对中国革命派，同时抵制马克思主义。而在五四运动中，反对中华道德思想文化的人士，推行了新文化运动，更提出“打倒孔家店”、“推倒贞节牌坊”等口号。五四运动进一步促进了反封建思想的发展，与尊重中华文化的复古思潮形成针锋相对的局面。
中国的语言文字政策的思想渊源大部分都来自于五四时期的西化理论
对外关系
中国代表没有在巴黎和平会议上签字，这并不代表中国的利益和权益能够保留下来，相反，刺激了日本吞并中国，排挤其他列强的速度。由于北京政府的失败，各地军阀利用北京政府的无力，相互攻伐，加剧了中国的内乱。
1921年到1922年召开了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提出“十项原则”，山东问题得到解决，日本把青岛交还给中华民国政府但是胶济铁路仍由日本控制，山东实际仍由日本控制，中国权益没有恢复。
社会经济
学生和群众的抵制日货，一定条件下刺激了民族产业的发展，但是随着一战的结束，中国的社会经济依然无法摆脱遭受日本欺凌的厄运。
教育方面
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和“自动主义”“自律辅导主义”等教育思想在五四推动下，教育界引起巨变，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废除学监制，在“开放女禁”呼声下，1919年秋，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岭南大学开始招收女生，在教育制度上，妇女权利在五四影响下发生变革。1921年10月，北京政府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壬戊学制），小学六年，初中四年，高中两年，大学四至六年，以美国为蓝本，教育得到革新
文学艺术
五四运动开创了中国文学新时代。五四以后，中国出现了大小40多个文艺社团，如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对中国文学发展影响深远。这个时期，出现了大批文学巨匠，如沈雁冰、郑振铎、叶绍钧、郭沫若、郁达夫等。
政治方面
五四运动使苏俄在中国播下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种子，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国民党的改组便充份显示出当时布尔什维克革命是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唯一出路，但也有人认为当时对暴力革命的绝对化，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是一种破坏而非建设作用。
五四运动以后，工人罢工和政治斗争依然不断，1920年五一，北京学生联合会散发《五一历史》传单，使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理论传入工人阶层，为共产党诞生创造了群众基础。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
意义
评价
五四运动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党史一般将其定义为“反帝反封的爱国运动”（注意这里的“封建”一词是泛化的封建观），并以此运动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作了准备。 中国大陆一直存在纪念五四运动的活动，尤其在党活动中被视为重要纪念，各级党组织、共青团组织、学校、机关都对其形式非常重视，每年都有大型的纪念活动。
但是近些年来社会上也对于五四运动进行了种种反思。例如南怀瑾先生就批评五四运动“造成了对传统文化的破坏”。
五四延伸
* 五四青年节 1949年政务院正式宣布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
* 五四精神 继承五四运动及其思想的内在精神
* 五四事件 五四运动别称，特指五四当天的游行示威活动
* 五四纪念
* 五四主义 五四泛化精神
* 五四派 以五四为指导思想的青年派别
* 五四文学
* 五四艺术
* 五四美术
* 五四音乐
* 青岛五四广场
* 五四中学
* 五四街
* 五四路
* 五四纪念馆 有网上纪念馆和实地纪念馆，北京，天津，上海均有设立
* 五四青年奖 共青团中央和全国青联1997年1月23日设立
相关阅读
* 汪晖：文化与政治的变奏－－战争、革命与１９１０年代的“思想战”
* 胡适：再谈“五四”运动
* 李敖谈五四
* 罗章龙：五四运动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 林毓生：五四以后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兴起
* 谢选骏：反传统主义的七十年
* 周展安：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与政治——以“五四”为场域的反思
* 朱学勤：五四以来的两个精神“病灶”
* 回忆五四
* 李大钊——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 五四先驱--陈独秀
* 近年五四运动研究综述
* 五四运动红色领袖正年轻（附图）
* 复旦学生在五四运动中
* 五四运动八十周年感言
* 我参见了五四运动－梁实秋
* 人民日报：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
* 陈独秀与五四运动
* 五四诗歌
* 论文：北京政府对五四运动的态度及举措
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人权、自由等大旗，从思想、政治、文化领域激发和影响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青年的爱国救国热情，从根本上为五四运动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智力来源。
社团组织在民国的发展，包括少年中国学会、工学会、新民学会、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工读互助团等等，为五四运动在全国的开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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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05月04日 01:08凤凰网历史综合
http://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wusiyundong/191954/200905/0504_6262_1137547.shtml
五四运动至今七十年了，台湾岛外的朋友，希望我谈谈五四。做为以思想家、历史家自居的我，也自信能够把 这题目彻底的谈一谈，藉以纠正几十年来大家对五四的错误认识。
我父亲李鼎彝是五四运动后一年进北京大学的，他正赶上五四带来的排山倒海，在巨浪之中，他和当时的许多 人一样，已经无法冷静观察这一运动，再予以评价。奇妙的是，晚他三十六年的我，却在大江东去，浪淘尽五四人物的边缘，得以冷静的观察了它。胡适、罗家伦， 都是我认识的，五四时代，他们固一世之雄也，但在世乱飘荡之际，他们都局促海隅，无复当年了。这些雕谢了的身影，更是我观察五四的具体人证，使我在下笔时 候，别有领悟。
胡适生前，我写过一篇“播种者胡适”，其中指出一九一九年“有件事情对胡适来说可能是不幸的，那就是五 四运动。五四运动把胡适所希望的一个单纯的文化运动转变为政治运动，扰乱了他那为中国建立非政治的文化和思想基础的梦想，对这个梦想的达成而言，五四显然 是一条岔路。新文化运动本来该是针对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而做的非政治的革命，当时那些健将们都相信唯有思想革命成功，政治革命才有了真正的保障，才不会一 垮再垮。半路杀出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当然有“广为流传”的贡献，但它也未尝不是新文化运动的“罪人”，因为它使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都纷纷忍不住了，纷 纷忘了他们真正的深远的使命了，他们不怕“任重”，但却有点嫌“道远”了。最后，他们终于暴露了狂热的本质，选择了感情的求近功的反应方式，大家都不肯再 静下心来研究问题了，大家都跑到十字街头，投身到党派的阵营里，高倡他们的主义去了。”
我这篇文章发表后，胡适写信给我，可是还没写完，他就死了。死后他的文件都被监管，不过据看过这封残信 的台大校长钱思亮见告内容，并没否认我上面的论断。事实上，胡适是肯定我的看法的。早在他死前四年和我的一次谈话中，他就批评五四以后各路人马抢青年去搞 政治的举动，他怪国民党、怪共产党、甚至还提到“梁任公（启超）他们也抢青年”，言下不胜惋惜。另一方面，我在“播种者胡适”中提到“只有胡适仍然守住不 谈政治的诺言”，引起陈独秀在台湾故旧的不满，写文章质问我根据什么证据，『确知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的“相约”？难道是胡适亲口告诉你吗？』事 实上，胡适所写他回国时“打定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以外，有一封失传了的信，便是证据。在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 料”甲编中，就收有这封信。信是写给陈独秀的，中有“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他建议由北京同人发表一新宣 言，“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可见大家讲好专心为中国做文化和思想的奠基工作，的确是经过相约。不幸的是，这批优秀的知识分子，最后终 于在五四的排山倒海下，被政治席卷以去。
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只有在广义的说法里，它才包括一九一七和一九一八年的新文化运动。而新文化 运动，才是五四运动的基础。新文化运动是孙中山所命名的词儿，他在南方，深思远虑的把眼光投射到北京，他肯定了“一二觉悟者”所引起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 动”。他写信给海外同志，告诉他们“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他极力赞美从北方起来的那个变化。可惜的是，所有的革命者都在思想变化过 程中，就先政治挂帅了一切。于是，五四变成了一条岔路，“吾党”应五四而兴，五四却完了。
为什么五四是新文化运动的一条岔路呢？因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虽然是“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 学)，但是达成这些主流的基础，不是别的，乃是个人的解放。而个人的解放的前提，乃是思想的解放。五四运动以后十六年，胡适写“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回忆 说:“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蔡元培先生在民国元年就提出『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 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的原则了。他后来办北京大学，主张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百家平等。在北京大学里，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和陈 独秀、钱玄同等同时教书讲学。别人颇以为奇怪，蔡先生只说:“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这样的百家平等，最可以引起青年人的思想解放。”
但是，思想解放的达成，却又有赖于显示个性主义（Individuality）的“健全的个人主义”。 胡适回忆:“我们当日介绍易卜生（Ibsen）的著作，也正是因为易卜生的思想最可以代表那种健全的个人主义。这种思想有两个中心见解:第一是充分发展个 人的才能，就是易卜生说的:“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第二是要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像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戏剧里 的斯铎曼医生那样“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因为信仰“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们深信:“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 成的，绝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而这种“健全的个人主义”，在十多年后，已由胡适印证为不是别的，“其实就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
不幸的是，五四运动以后的“吾党”，却丢开了“健全的个人主义”，而走上集体主义的路子。国民党也好、 共产党也罢，他们都“以俄为师”，输入了苏联式的党组织与党纪律，而这种老毛子的玩艺儿，却含有窒息思想解放的可怕祸害。胡适回忆:“苏俄输入的铁纪律含 有绝大的『不容忍』(Intoleration)的态度、不容许异己的思想，这种态度是和我们在五四前后提倡的自由主义很相反的。”由此可见，不论是右派 的国民党、还是左派的共产党，他们左右逢源的、“吾党所宗”的，其实非布尔什维克即法西斯，他们都走上集体主义的路子。而这种路子，对个人解放与思想解放 的新文化运动说来，却是令人痛苦的歧途。
新文化运动的主题是“启蒙”，是思想的、文化的、洗自己心革自己面的；五四运动的主题是“救亡”，是政 治的、进而拥党自肥的、洗别人心革别人面的。在救亡图存的紧迫感觉下，举国若狂，认为时不我与，而要中风疾走、结党营公，是我们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如果 没有这些各路英雄来救国，中国是不是会更糟呢？会一定等不及了呢？戊戌政变时，与康有为同为“救亡”人物的王照，在三十多年后回忆说:“戊戌年，余与老康 讲论，即言“……..我看只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一天的改变，再行一切新政。”老康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路如何来得及？”迄今 三十二年矣。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照王照的意见，中国拖了三十多年还没亡，可是当年若不“救亡”而去救小孩子，第一代不去救国而去救第二代、 第三代，则三十年后，民智大开，思想解放，个人解放，这些非奴才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国人，才是建设新中国的本钱。当然，王照这种迂腐之论，谁也不要听他 的，大家都吵着说中国快亡了、缓不济急了。这种忧虑，最后使从事新文化运动的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也都投入五四运动所带来的政治挂帅里。结果，经过三十年 的折腾，收回了台湾，可是丢掉了大台湾四十四倍的外蒙古，对俄引狼入室、对日以德报怨，满目疮痍之中，右派法西斯的国民党逃到台湾、左派布尔什维克的共产 党得到大陆。中国人付了几十年“救亡”的代价，最后，中国站起来了，可是中国人却垮了。
中国站起来了，可是中国人却垮了。为什么？因为在几十年的浩劫下，中国人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已经 面目全非、奇惨无比。从外在的压力看，中国人陷入集体主义的制度下，殊少个人的自由和显示个性主义的条件；从内在的突破看，中国人中的匹夫匹妇固然氓之蚩 蚩多是混蛋；至于其它出类拔萃之士，在“冲决网罗”(谭嗣同语)方面，表现得也一塌糊涂。五四于今，七十年了，但是比起七十年前新文化运动的真正精神，又 在那里？海峡东岸的出类拔萃之士，还在国民党老神在在下，曲学阿世又阿当道，不敢攻击三民主义，有的还妄想“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海峡西岸的出类拔萃之 士，虽然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有勇敢的觉悟，但是因为几十年的教条污染，这种觉悟，还处处留下污染的痕迹而不自觉。一般说来，水平实在不敢恭维。他们跳来 跳去，以为自己跳出来了，其实还在如来佛的掌心里。他们著书立说，处处不脱马克斯的心传与唯物的独断，虽然他们口口声声在争自由民主。海峡两岸的出类拔萃 之士按说不该像匹夫匹妇那样混蛋，但是，他们又高明多少呢？
为什么中国人变成这样？根本的原因，是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基础太差。七十年前的新文化运动，还没生 根发叶，就“根株浮沧海”了。当时优秀的知识分子，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变成了半吊子，本欲度人，结果尚不足以自救。天下不危，岂可得乎？
当时优秀的知识分子，从事新文化运动，在标榜的项目上，虽不周全，大致不差。但是由于他们本身也在摸索 中前进，所以矛盾时出。以急先锋陈独秀为例，他气壮总胜于理直。他大刀阔斧论古典主义之当废，但却同时盛誉古典主义而不自知；他明白宣布“相信尊重自然科 学实验哲学”，但却误以为唯物辩证法是科学；他说实验哲学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并希望两者能成为联合战线，其实是完全错误的。 辩证法是达尔文演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实在不是什么科学，但是陈独秀却不知道，他的徒子徒孙也不知道。陈独秀后来带头替中国选择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理 想是美丽的、伟大的、无懈可击的，并且是古往今来志士仁人的一贯好梦。“礼记”中“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岂不正是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吗？ “贷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岂不正是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吗？但是，把这么伟大的圣人才能做到的境界，施之于匹夫匹妇，又如何可行？此难怪中国人 读了两千年“礼记”，结果却只能读不能行。陈独秀不知国货的共产主义不可行，反引进洋货共产主义，他的徒子徒孙且以可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一蹴而几于先，再 阶级专政于后，期得长治久安，殊不知此非深知马克斯者也。马克斯早在一八六五年就完成“资本论”初稿的最后两卷，但他不让恩格斯看，事实上，他在第三卷 中，已经动摇了他在第一卷中劳动价值论的论据。他在一八七二年海牙大会的讲演中，也有“我们不否认有些国家如英国、美国，甚至荷兰的劳工们，可用和平方法 达到目的”的石破天惊之言，可见马克斯本人，对马克斯主义，也不无疑义。恩格斯1890年写信给舒密特，提到马克斯曾自讽的说:“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不是一 个马克斯主义者！”由此可见，此马来头大，固有自知之明者也。如今一个世纪下来，马克斯所预言的资本主义，依然逍遥健在，而共产主义亦不得不明暗之间，走 资以求繁荣，可见教匹夫匹妇去做圣人，志士仁人实有力不从心之苦。七十年前陈独秀的带头误以唯物辩证法是科学，证明了他错认“赛先生”。新文化运动人物以 “冲决网罗”的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为天下倡，但他们自己，却身陷新罗网而不自知，五四之为岔路，此为最大明证。
新文化运动时代的优秀知识分子，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变成了半吊子，又岂止陈独秀？他们之中，不论上 层或下层，在为中国导向上面，都不难挑出毛病和笑话。例如鲁迅，在当时，他的思想竟是反对“自由平等之念，社会民主之思”的，他不但反自由民主，并且连代 议制度都反，这是什么头脑？又如毛泽东，他在中共建党筹组湖南小组的前夜，还在长沙大公报上鼓吹“湖南独立”、主张中国应“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 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个国。”而湖南本身，要建立“湖南共和国”，以免“湖南受中国之累”！这又是什么头脑？
这种由当时优秀知识分子给中国乱投医、乱带路的现象，在在都显示了他们的“目的热”，往往造成了“方法 盲”，原因无他，他们自己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火候不无可议，热情有余，沉潜不足。当时最理智的莫过于胡适。胡适看出主义不是万灵丹，因而劝人多谈问 题少谈主义，其眼光锐利，确在他人之上。但胡适也有他的盲点，例如他在一九二六年宣称:“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 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当时讲了许多话申述这个主张。可是二十七年后，他公开忏悔了，公开忏悔他“在那时与许多知识分子所同犯的错误；在当时，一班知识分 子总以为社会主义这个潮流当然是将来的一个趋势”。他说三十多年来，“极左的与极右的社会主义，拿国家极大的权力来为社会主义作实验；而两种实验的结果都 走到非奴役、集中营，非用政治犯、强迫劳工，非用极端的***，没有方法维持他的政权。因为这个三十多年的政治、经济的大实验，极左的极右的大实验的失 败，给我们一个教训。”所以大家才有以觉悟。“在外国，如在美国，现在有好几个杂志，最著名的如“自由人”(Freeman)杂志，里面的作家中有许多都 是当初做过共产党的，做过社会主义信徒的，现在回过头来提倡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这种在思想上根本的改变，我们不能不归功于三十多年来世界上这 几个大的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使我们引起觉悟——包括我个人，在今天这样的大会里当众忏悔。”由此可见，新文化运动时代的大宗师胡适，在为中国导向方面， 也未尝不一时错认“德先生”，而有以误入歧途。连胡适都如此，其它优秀知识分子更可知矣！
一个多世纪来，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为祖国带路，试验过君主立宪、试验过开明***、试验过保皇、试验过革 命、试验过勤王复辟、试验过再造共和、试验过新华春梦、试验过金陵春梦、试验过北京红楼梦。什么都试验过，只忘了试验一件事，就是帝国主义统治香港那种调 调儿。结果呢，一个多世纪的比赛下来，试验出来最成功的，竟是帝国主义下的香港！香港百分之七十都是中国人，但在洋鬼子的统治下，居然创造出一个令全世界 赞叹的地区，在全世界经济衰退的时候，它还能维持生产总值每年百分之十的成长、还能成为全世界第三个金融中心，更重要的，在繁荣以外，它给了中国人充份的 言论自由。结果比赛下来，他们的“殖民”待遇，都胜过我们的“大国民”水平。连起码的自由与繁荣都远胜于中国人自己的统治，这种国耻，比香港割给英国更丢 人吧？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除了“以做中国人为荣”外，其它能引以为荣的，竟不堪枚举，除了“爱国”、“民族”、“光荣”、“大义”这些引以自慰的抽象 外，简直没有多少可以自豪的实绩了，做为中国人，这不太可怜了吗？设想当年道光皇帝甘心亡国，岂止香港，连整个中国都割给英国，一个多世纪下来，中国人是 不是也不错呢？我看至少至少，不会比国民党统治更坏吧？当然爱国者会说:这是什么话！我们不要做亡国奴！但是，另一种声音我们也不妨想想:许多时候，做了 亡国奴的自由与繁荣，竟比做一个政权的家奴还象样，这又怎么说呢？富兰克林说:“那里有自由，那里便是我的祖国。”这种声音，岂不也值得我们比比吗？
五四运动以打倒帝国主义始，以被帝国主义打倒终。我们走了七十年的远路，如今自由无缘、繁荣没份，在上 者专政，在下者浑沌，所谓思想解放、个人解放，都还瞠乎其后，不知何年何月才得登彼岸而迷津。抚今追昔，真令人不禁为五四忧。也许再过七十年，我们才能真 正达到新文化运动所标榜的项目。不过，先决条件是不能再走错路了，再走错路，再来个七十年也没用。那时候，我们已是世界第一贫穷愚昧之国，连帝国主义都不 要我们了！